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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榮 | 25th Feb 2011 | 通識--中國 | (26 Reads)

2011 事后,一位边远地区来的红卫兵向他的乡亲们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问大家:谁的帽子?所有的红卫兵都跳起来说: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其实,所谓“谁的帽子”,原本是“人民万岁”;所谓“我的帽子”,则是“毛主席万岁”。224 这位红卫兵因为语言不通,就转述成这个样子。 这当然是笑话,却也告诉我们,即便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未必就完全可靠。史家可不慎乎? 日《南方周末》第25版,刊发了葛兆光先生回忆“文革”的文章,同时配发了一张历史照片。照片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挥动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红卫兵则一片欢呼雀跃,场面非凡。

事后,一位边远地区来的红卫兵向他的乡亲们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问大家:谁的帽子?所有的红卫兵都跳起来说: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其实,所谓“谁的帽子”,原本是“人民万岁”;所谓“我的帽子”,则是“毛主席万岁”。这位红卫兵因为语言不通,就转述成这个样子。

这当然是笑话,却也告诉我们,即便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未必就完全可靠。史家可不慎乎?


燦榮 | 1st Feb 2011 | 通識--中國 | (31 Reads)
其實,儒學當中,可繼承的東西很多,比如“仁”。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仁學是孔孟的卓越貢獻。它的基礎,是一種“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證自明”的“人性的善”,這就是“親親之愛”。既然是“親親”,那麼,子女要愛父母,父母也要愛子女,這就是“對等相愛”。同樣,親兄弟要愛,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當於兄弟的鄉親、同學、戰友、少數民族和外國人,也要愛。這就是“順序延伸”。於是,從縱向的孝和橫向的悌出發,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讓世界充滿愛。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何況做起來也不難,不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忠恕之道”。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願意的,也不強加於別人,有什麼難呢?就算沒能力幫別人立,幫別人達,不嫉妒,不破壞,不阻擋,總做得到吧?如果連這也困難,那麼,還有“惻隱之心”作為底線。前不久,許多媒體,都相繼報導了當年的紅衛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讓國人震撼。其實反過來想,如果那時他們能有“不忍之心”,又怎麼會對老師和長輩惡語相加,拳打腳踢?也就沒有後來的良心譴責和內心煎熬了。“於心不忍”這“一念之善”,豈非極其重要?這就是孔孟的“仁學體系”。它有一個靠得住的基礎(親親之愛),一個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還有一條做得到的底線(惻隱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空頭支票”,這很了不起。不過更重要的,還在於仁愛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人類的共同價值,體現了人類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實上,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在,沒有哪個民族,會把仇恨當作核心價值觀。因此,儘管孔孟仁學當時就遭人詬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後世也遭人質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儘管它的某些具體內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處,但它的基本內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繼承的。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 易中天 〇 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一三纲要不得,五常就要得吗 〇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 201012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重量级学者的对话。杜维明、袁伟时两位老先生,温文尔雅坐而论道,心平气和谈古论今,十足的大家风范,确实令人敬佩,也确实给人启迪。不过恕晚辈直言,先生们的某些说法,恐怕还可以商量。比如两位先生都说,三纲要不得,五常可以有,我就觉得很可疑。民进党要跟陈水扁切割,都不容易,何况三纲跟五常?这两个,当年可没实行“AA制”,反倒俱为一体,共存共荣。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所谓“五常”,本身就问题一箩筐。且不说董仲舒在孟子的“仁义礼智”之外再加一个“信”,是何等的不伦不类;也不说这五个字,是不是都能进行现代阐释,变成现代价值。就算是吧,那么可以拿出来说,拿过来用的,又岂止“仁义礼智信”?比如忠,比如恕,比如勇,都不比“信”差。既然如此,整出个“仁义礼智,忠恕信勇”的“八常”,不行吗?为什么只能“五常”呢?又不是联合国。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干嘛一定还要留着“五常”?也许,先生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有感情了,总希望能保留和抢救多少,就保留抢救多少。因此,杜维明先生甚至提出,“儒学要对一些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又让我看不懂。没错,神奇可以化为臭腐,臭腐也可以化为神奇。这样看,糟粕也未必不能转化为精华。但是对不起,第一,这是道家的辩证法,儒家似乎不这么讲。第二,就算糟粕可以变成精华,也得先承认那是糟粕。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糟粕,都能变成精华。比方说,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变成“脑白金”吗?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因为以前,这玩意是可以吃的。我们中国人,也吃这一套,还吃了两千多年。不过,在汉代,它是“新鲜饭菜”;后来,是“家常便饭”。辛亥革命后,就变成了“剩饭剩菜”。加上又没放进冰箱,哪里还能再吃?那可是要拉肚子的。二 五伦早已不伦 〇某些已经死去的,就让他“死在沙滩上”。 肯定五常,或许是因为要肯定五伦。原因,则大约因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传统社会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号为“五伦”,也叫“五常”。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叫“人伦”。具体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杜先生那里,是被看作“普适价值”的。那么请问,君臣有义,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吧!夫妇有别呢?杜先生说还要。因为这个“别”,不是差别,而是分别。比如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等等。这又让我不明白。一个家庭,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主外,有人主内”呢?都主外,也都主内;或者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轮番主外主内;甚至有事“一致对外”,无事“共享天伦”,不分主外主内,不行吗?何况还有实行“AA制”,各人的内外自己主张,自己打理的,也没见天塌下来。“主外主内”的“夫妇有别”,究竟有什么必要?就算有,那也是家庭内部的分工,为什么要作为道德规范提出来?如果但有“分别”就关乎“道德”,那么请问,授精怀孕的“男女有别”,难道也是?还有“长幼有序”,也成问题。大哥哥和小弟弟,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上的序列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规范为“兄友弟恭”?平等相爱,就不行吗?我在家里就是老大,我一点都不觉得对两个弟弟,要摆什么哥哥的谱!一个要不得(君臣有义),一个没必要(夫妇有别),一个很可疑(长幼有序)。所谓“五伦”,岂非丢了半壁江山?这样的“半吊子”,岂非早已“不伦”? 所以我说,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就算依照袁伟时先生提出的附加条件,把它们“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怕也无法“起死回生”。何况能不能这样重建,也还难说。毕竟,诸如“五伦”之类,只是在传统社会才有意义。传统社会既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传统道德又何必一定要“似曾相识燕归来”?因此,某些已经死去 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就弘揚之;不符合,就拋棄之。這就是我主張的取捨標準。 

燦榮 | 1st Feb 2011 | 通識--香港, 通識--中國 | (61 Reads)
政壇元老司徒華出殡,借這件事,為大家談談情,說說理。曾幾何時,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共產黨也有人性化的表現,在本港的民調中,國內領導人的民望曾經高企,朱鎔基和趙紫陽都是當中的例子,特別是朱鎔基, 當年香港被指為反共基地時,朱鎔基說過一句,不管香港是甚麼 基地,他都會來,一曲獅子山下,由他口中朗誦出來,別具意義,香港人都萬二分受落。他還說,假如香港發債,他第個買,我們真的要他買才滿意嗎? 不必了,因為這是情。但俱往矣。隨著日子過去,我們更清楚看到共產黨嚴苛的一面。王丹和吾爾開希被拒入境是經典示範。司徒華離世,王丹和吾爾開希能否入境,絕對是人情的事,我們都明白,他們入境數小時,早已提出過四不,包括不公開露面,入境處不批准算是道理,但批准入境,除了是人情,更加有道理。道理一,表明香港實行一個兩制,顯示中央對維護基本法的決心。道理二,同樣位列通輯學生名單的李祿,2010年也能夠隨同大富翁畢菲特訪華,算是有了先例。當然我明白有人會說,互聯網上也有直播,不必故作高調,引入注目。兩位人士的意圖心知肚明。面對頭二號通輯學生,不能手軟。 假如有人這樣想或這樣說,請他讀讀孫子兵法好了,孫子說,將領必須有五個才能,依排列是智、信、仁、勇和嚴。嚴重要嗎? 重要,但不及有所進退的勇,也不及以人為本的仁愛,更遠遠不及為維護一國兩制而作出的信。智慧的顯現,才是所有才能中,排列首位的。沒有智慧的嚴格,只會招致反感,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