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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榮 | 20th Sep 2012 | 通識--中國 | (36 Reads)
全球17所頂尖大學,包括美國布朗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倫敦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等,將與教學網站Coursera合作,透過該網站的平台提供免費網上課程,進一步把專上教育普及化。

  其中七所大學來自美國,包括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艾默理大學、范德堡大學、衞斯連大學、伯克利音樂學院和西奈山醫學院等七間私立院校,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學、佛羅里達大學、匹茲堡大學、馬里蘭大學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等五所公立大學。

  參與這項計畫的外地大學,則有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倫敦大學、墨爾本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Coursera是一個免費網上教育網站,由美國史丹福大學兩位教授創辦,自今年4月開放以來,全球註冊學生已多達一百三十萬人。上述17所大學加盟後,透過Coursera提供課程的大學將增至33間機構,共提供二百項課程。

燦榮 | 4th Sep 2012 | 通識--中國 | (9 Reads)
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徐景安2007.10.6我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打倒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19794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一、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1979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季崇威好像是进出口委的,他不是专职的。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国家经委的观点就是主张企业本位的。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123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设想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极;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会,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对他非常崇敬。我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当时,赵紫阳在四川当省委书记,正在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据说,他看到这个方案很高兴!中央有这么一个总体设想,他自然很受启发。所以,1980年他调北京担任总理,就把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改成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都向他请示。紫阳比较看重的人物,一个是薛暮桥,一个廖季立,一个马洪。成立体改办后,从各方面调人,但正式调入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来自各部委的联络员,像税务局啊,物资部啊,要开会了,就请他们来讨论。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过程                  1980年,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紫阳于19801122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紫阳于198012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中央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紫阳带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2)紫阳同志最大的特点是感悟能力强,你跟他讲,他很快就听明白,马上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事。从天津、上海回来,我就根据他的思想,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于19814月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后来,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是: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梆梆的,咬都咬不动。现在市场什么样子,可以说商品琳琅满目了!三、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当时是两条战线,一条是以小平为首,另一条是以陈云为首。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这两股力量较量的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邓小平的立场则是摇摆的。1983年由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而被小平接受,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理论界、文艺界反精神污染,开始到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与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柳随年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还有魏礼群、余芝芳等,代表计委一方;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杨启先、我参加,代表体改一方。会议中争论很激烈。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反精神污染。我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整成“精神污染”。紫阳说: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后来,他又说,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合抵制,这场由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就结束了。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在继续。1986928日召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胡耀邦与胡乔木、邓力群围绕提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了激烈斗争,邓小平站到了胡乔木、邓力群一边,明确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是年12月,北京发生学潮,更坚定了小平反自由化的决心。胡耀邦于1987l月被迫辞职。反右成为主要倾向,改革停顿下来。特别是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如果继续反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就会全面左转,后果将十分严重。1987313,我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施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这封信对于小平判断反左反右,哪一个是主要倾向起了一定作用。198774,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就明显转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3)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1987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四、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我出国做西服需要的毛料,是一个厂特供的。为什么不多生产呢,因为价格太低,工厂不愿生产。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1984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我怎么半路撂挑子呢?我当时是处长,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19849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我为会议撰写了第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20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10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得培训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反对改革的人说,腐败是改革带来的。我说,没错,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是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带来机会。那怎么办呢?一是不改革;二是全放开;三是先政改;四是搞革命。所谓改革就是赎买,就是承认既得利益,就是买你支持改革。改革就是这么回事!要么就搞革命,革命带来新的掌权者,结果如何还是很难说。腐败是双轨制带来的,经济先改,政改不动,就是双轨制。所以,克服腐败,就要推进全面改革。然而,真的搞政改,还得双轨制。这是我与理论家的区别。搞理论的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政改也必须双轨制,慢慢过渡。价格双轨制,也带来紫阳用人的双轨制。年轻人提拨了一批,本人从处长升为体改所副所长。体改所成为团结中青年的核心。此后,紫阳每年召开座谈会,既听老同志的意见,也听年轻人的意见。五、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老红军、老干部能多掏钱吗?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1984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4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紫阳同志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嘛!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紫阳赞成我的意见,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的成员。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形成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商品化的一大罪状。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1982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比1978年缺房户反而增加60万户,达到749万户,占总户数的1/3;无房户增加了68万户,达到199万户,占总户数的1/10。住房改革以后,住房水平明显改善。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但没有妥善解决。当然还有房价暴涨问题,涉及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住房改革。还有一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质疑、批判改革的事件。土地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明明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然而却获得了“卖国”的罪名。土地制度不改革,无偿占用,那才是真正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第一项措施就是“剝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旧土地制度在理论上是违背马克思的,实践上是损害国家的,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把它改掉了,反倒有了罪,这实在叫做莫明其妙。1992513,我在深圳召开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讨班上说:“城市调节经济的手段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土地规划;第二是人口规划;第三是产业规划。而土地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城市注意到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管住了大问题。”“我们很多城市为什么总是破破烂烂?原因就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于是就多办工厂、多建商店,好收税利。结果企业办了一大堆,还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城市还是破破烂烂。如果我们把土地作为重要财源,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从土地获得收益,搞城市基础设使建设,就可以吸引大家投资办厂盖房,地价上涨,再拿去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北京王府井忙着粉刷。当时的北京到处是灰色的平房,才两个购物中心,即王府井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那时的上海也是一样,除了帝国主义留下的外滩几座楼,还有什么先施、永安、国际饭店,解放以后没有任何改变。我出生在上海,就是住在贫民窑里,连自来水也要去挑。现在都成了大都市了,也算给中国长了一点脸!1984年应上海汪道涵市长之邀,讨论开发浦东问题。碰到一个难题,政府拿不出钱来建黄浦江大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向日本银行贷款,再用养殖对虾的钱来还贷。看可怜到什么程度。政府连建桥的钱也拿不出,谁也不愿开发浦东。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钱,浦西的地越来越贵,自然到土地成本低的浦东开发,政府从土地中受益,盖一座桥还不是小意思。还有一件趣事,新华社内参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没错,在当时的体制下,自己就不许做。这个香港人不是打着房地产开发,而是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的旗号来干的。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传统体制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傻子,拿着金饭碗讨饭。事情就是这样,有利也有弊。明白过来了,也出了问题。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土地的巨大收益没有纳入预算,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大都从这里开支。看,腐败再次与改革同时俱进。那么,土地制度要不要改呢?是明白好还是不明白好呢?土地制度改革是违宪的,至1988年终于通过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我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违宪、又不断修宪的过程。我国一直强调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而社会主义恰恰在探索中。把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写入宪法,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就是违宪,于是有人出来保卫宪法。经过一番斗争,改革有所推进,再来修宪。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宪法中有不少提法已经过时,有些人就依据宪法来批评改革,又引发了一场争论。究竟应该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值得讨论。六、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人民大学的的吴树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是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整个说倒了,大企业才搞股份制啊!198693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5)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61126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在北京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我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在股份制改造中,碰到一个问题,在资产的存量中是否可以划出一块赠送给经营者和员工。深圳达声公司的总经理找我,他说赛格集团于1987年以112万厂房作为投资,经过一年多经营,公司净资产增值到300万,都是国有的。他不想继续干了¸辞职自己当老板。我劝他留下,搞股份制,以净资产的8%24万作为红股,奖励给以他为首的一批业务骨干。可是这个方案被深圳人民银行以化公为私而否决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未解决。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都是员工创造的,送一部分股份给员工,怎么是化公为私呢?按照西方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将一部分利润购买股票分送员工,早已实行。我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为什么遵循西方的产权理论?学西方也好啊,那又为什么不学习人家的员工持股计划呢?传统理论实在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马克思主义吗?真的是社会主义吗?一搞改革,就有人出来,反对化公为私,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暗底里天天在化私、时时在流失。我们可以容忍这种非法